通过记忆或预测与时间发生的种种关系,形成后共产主义空间据以重组、构建和确认自己的认同性的一个特殊的主轴。后共产主义社会处于一方面公开否弃共产主义的过去,另一方面又有着扎根于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的需要(即使是出于叙述的原因)这种矛盾之中,同时面临着名为过渡这一不远未来的困境,从而陷入了寻求认同性的进退维谷境地。这种两难境地的重压,可以通过一些“赔偿”法所获得的共识度来直接衡量:诸如退还国有化的财产或者“清偿”之类的赔偿法,在其推行之初获得了某种认同,却显而易见也引发了另一些公开争论。这是对于这个社会在接受一个普遍接受的基调可能体验到的种种难题的一个说明:这个基调则形成社会构建其认同性的基础。

   这篇文章研究重点放在分析教育政策改革所提供的案例。教育改革不仅意味着把过去的历史用一种表述来加以定型,而且意味着试图至少为一代人定义公民的涵义。我们的主题是要研讨罗马尼亚中学教学大纲改革,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则是要研讨随着中学毕业班新历史教科书的推出在罗马尼亚引起的争论。这场讨论很快就转成政治论战,其最高潮则是罗马尼亚议会提出的一份不信任案。这篇研究的关注点在于阐明一场认同性争论的要义:这样一种改革的各种决策因素,这些因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其间表达的关于历史及其教育的观念。

   政治、教育与历史

   前共产主义国家中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了国民教育改革,而且被认为是优先的改革项目之一。不但在行政管理上,而且在教学内容上高度集中化的教育体制,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社会科学的教学首先被触动,这是公众一致共识的自然结果。但是,社会为这种改革所提出的次要目的和手段,却是各有不同。费用和速率不同的一些不同模式,有时说明各种不可调和的立场,它们或是导致变革瘫痪,或是要求减缓变革。最为棘手的大纲则是历史大纲,正如罗马尼亚的案例所证明的,保守主义往往成为认同性定义的同名词。不过,关于历史教学的公众和政治争论并非是罗马尼亚的专利,也不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专利;只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许颇为特殊。

   教学大纲与变革中的行政管理

   中、东欧国家(PECO)的中小学教学大纲改革,触及各种不同的公共机构决策者,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教育部。重构旨在适应三重使命:清除一些教材中的意识形态内容,精减过度庞杂的大纲,为教师的创造性提供余地。除了第三个目的应该另作别论,其他目的得到了不同的行政上的解决,其模式从捷克的超自由式到一些比较集中化的版本,千差万别。要对决策的集中化程度做出判断,就必须认识一本教科书的整个生产-分配链。这本身并非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直接的过程。首先,这关系到新大纲的规范制定、教科书的编写、教科书在出版社的印制,以及最后是教科书在学校中的分发。教育部对于整个或者仅仅部分链的控制程度,以及对于每个操作环节的权力的划分和授予,可能构成评价一个模式是集中抑或自由的指数。同样,对于“国民知识”生产的十分形式化的行政管理,尽管每个机构都经过授权、具有明确规定的权限(如罗马尼亚的情况),可以被看做是集中化的。